第三，大力发展国债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扩大在环境整治、高新技术产业、年轻化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购买。
人少地多的如美国的一些农业州，规定是几百甚或几千亩农地才能有一户农舍。按照主张城乡建设用地挂钩应当在全国大发展的主张，那意味着在广大中西部偏远地区收购的农村宅基地指标可以拿到沿海大城市近郊来挂钩落地，不难想象这只会造成资本投机的盛宴和土地市场扭曲的荒诞。
台湾地区当年则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治下，有农地是粪土，市地是黄金的说法。在这种政策背景下，再插进农房宅地的自由流转，会进一步加剧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和合理化的摩擦、对抗和混乱。农民有转让住宅的需求主要是外出打工、举家迁移，因而造成了大量的农房闲置、村庄衰败。障碍之四是农房宅地的产权界定和法律定位问题。但实际上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土地承包、农业税取消后乡村治理的涣散，许多地方的农民放置或丢弃自己的原有宅基地，又沿着新建的道路等在交通便利的承包农田修建农房的并不少见。
我国农村宅基地分配是一户一宅的福利性举措。显然，如果世界上所有先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土地用途的严格管治，我们怎么可能在没有任何理论和经验支撑的情况下，放弃土地用途管治，允许土地权益人自行决定与转让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呢？ 因此，农地入市只能是入农业土地的市。从微观数据来看，自从2010年以来，GDP增速也的确与就业市场上的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产生明显背离，表现为GDP增速不断下滑，而就业形势却在不断改善。
政府和市场关注GDP，说到底是关注就业。二是规模以上企业的比例趋于下降，尽管目前全部企业的工业增速仍低于规模以上企业，但随着规模以上企业去产能压力加大，该差距正在大幅缩小，未来中小企业的占比可能逐步提升，这也将导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的预测作用减弱。 误区之一：GDP差一定代表就业差？ 新常态：GDP不能完全反映就业情况，保就业不一定需要保增长。债务去化，市场担心拖累增长，债务扩张，市场又担心饮鸩止渴。
中长期贷款过去能较好的反映实体的投资需求，因为社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过去工业在中国GDP中的比重最大，基本维持在40%以上，而统计局每月公布的工业增加值涵盖了占比超过80%的规模以上(年销售收入5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基本可以反映GDP的走势。
高中生毕业人数从2008年之后已经开始下降，相应的，未来几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也将进入下降通道。但是，上证指数的低迷并不意味着股市没有系统性机会。 面对矛盾重重的中国经济，市场似乎有一万个下跌的理由。…… 症结到底出在哪里？与其说是实体经济病入膏肓，倒不如说是资本市场墨守成规、固步自封。
尽管未来表外融资可能在非标监管之下比率下降，但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的比率会进一步提升，贷款占比会趋势性下降。不论对资本市场还是政府决策者来说，都应该客观认识传统经济指标和分析规律的失灵，保持平常心，适应新常态。进入专题： 经济指标 。过去我们总担心GDP增速下滑影响就业，现在看来，未来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可能是用工荒。
但近几年来，就业对GDP的弹性明显增大，按照李克强总理引用的人社部测算，实现新增就业1000万人的目标大概只需要7.2%的GDP增速，是为经济增长的底限这次《决定》专门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在这同时，也要防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客观合理地评估国有资产，依法和公开透明操作，严格防止过去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乱象。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国有资本控股，也可以非国有资本控股。
因此，今后需要加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包括怎么样完善法规政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做到在一个经济单位内部，各类资本能够得到同等保护产权、同等使用生产要素，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过去曾经一度出现过上述领域也搞市场化的趋向，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没有很好到位。另外，在讨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也出现有的民营企业一讲到混合所有制经济就要求控股，这也不完全现实。目前国有资本80%左右集中在竞争行业，比例太高，虽然国有资本五个重点里也有一个是竞争性行业，但是更多是要倾向于把国有资本投向公益性的方面，这需要按照《决定》的要求进行调整。这五个重点跟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相比，当时提出了国家要控制的国有经济四大领域，相比应该说又前进了一步。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适用范围问题 这次《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在此之前，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个论断，说明这一次《决定》走在改革理论的最前面。
我想就经济领域列举一些我认为需要重视的几个改革议题。这样会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估计不足，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起决定性作用。
截至2013年年底，国有工商企业资产累计91万亿，所有者权益31.8万亿，其中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16.5万亿。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只有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够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我们现在不提倡国有企业之间的联合，因为在这之前，很多地方热衷于地方国有企业找中央企业搞联合，而不是跟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联合。比如1999年四大领域中有个自然垄断行业，国家要控股经营，这个没有问题，但这次非常明确提出来，控制的主要是自然垄断环节，除了自然垄断环节以外应该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怎样从管企业向主要管资本转变 这次《决定》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现在来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似乎要更加积极和主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在转换职能，减少审批方面，应该说做得还是比较好的，相对而言，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改变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改变软预算要素和依赖土地财政以及赖账不还等方面的改变不够明显，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还热衷于大干快上，追求短期GDP最大化，以至于产能过剩问题、地方债务急剧增长的问题等很难解决。如何从管国有企业为主向主要管资本转变，对国资委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探索经验。
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市场不应该，也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宏观层次里包括部门和地区的比例结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在微观层次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在部门和地区结构等配置中市场又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会不利于资源在市场信号引导下由效益低的部门和地区自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和地区，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2012年私营企业注册资本也达到31万亿，居民储蓄存款更多。
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的专家认为，资源配置有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在资源配置微观层次，市场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微观层次可以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可以想像，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有长足的发展。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看来，今后要很好界定国内国有资本的职能，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工业性，一类是商业性，第三类是两者皆有的，对不同类的国有企业，需进行不一样的考核指标，比如对于公益性资本运营公司就不能以资本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当着重在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这些都需要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认真研究和逐步完善，同时借鉴国内外几大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这是个非常大的转变。近来，已经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主动提出实行混合所有制，比如中石化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而且地方政府改革涉及到地方官员利益的调整，这个问题难度比较大。当前要着重避免民间资本参股后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现象，也要避免有的央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只拿出一部分不赚钱或者成为包袱的业务吸收社会资本参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作出到现在半年多了，各方面的讨论也比较多。因为现在像中石化等央企准备引进社会资本的，它的油品销售板块拿出三分之一就达到上千亿元，目前单个民营资本恐怕还没有具备控股的能力。
有的专家估计，目前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经济比重三分之一左右，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个人估计，到2020年，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整个的比重可以提高到50%左右。目前，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只有中国联通等八九家公司初步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怎么样来界定，我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并不适用于文化社会等领域，虽然在文化社会等领域中产业的部分也需要很好运用市场机制。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进入 张卓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
